山西加快煤炭、化工产业重组发展“大循环经济”

但从宪法原理的角度而言，精确地讲，三权分立所传达的是一种权力分立的理念，即政府权力应当适当加以区分，以实现限制政治权力的目标。

[2]韦伯将法律理性抽象为形式非理性、实质非理性、形式理性、实质理性四种理想类型。系统是利用权力和货币等非语言性媒体组织起来的行为领域，其中占优势的因素是合理的形式、日的以及有实效的上具和方法。

尽管如此，它们不可同日而语，与不同的行政法模式相对应的曲线存在诸多差异。如果说意会行政法治理机理的韭型所传递的是行政法兼顾公私、并完成其整合的功能，那么正型结构标明的则是行政法得通过辩证统一的行政权责／公民权义配置来实现行政法治目标。大致说来，影响商谈指数的变量主要包括四方面指标： 一是商谈广度。[30]参见[英]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陈建波、郁仲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将行政法规范的创制主体设计成社会整体利益的代言人角色。

第一，在图6中，OA代表议会立法权，OB代表行政立法权，OC代表行政执法权，OD代表司法审查权。[1]这种与形式法治相契合的判定却经常不是一种以理服人的说服而是依仗国家强制的压服。倘若果真如此，那么美国宪法就是一种极其脆弱和僵硬的政治设计，根本不可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

另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宪政难题是禁酒问题。它们之所以具有普遍性和超然性，并不是因为当日制宪者具有超然的心态或特别高尚的动机，而是由于这些理念和人们对于理性政治与美好生活的追求相吻合，以致不同时代的不同群体均可以从中找到可用的资源来争取和实现自己的利益。这是美国宪政史上少见的社会观念冲击宪政秩序的实例，使美国宪政一度处于严重考验之中。最高法院这期间所审查的有关案件，对此有充分的反映。

这是制宪和行宪的社会土壤。这种观念的变化，对宪政体制和政府行为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成为19世纪末以来美国政治史中的一个主题。

其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宪法给自己设定了有序变革和不断更新的空间。其中最重大的事件是，林肯发布《解放宣言》以后，前黑奴进入美国政治社会，其公民权和政治权利成为一个必须在宪政上和实际政治生活中加以处理的问题。南部为了维护和发展奴隶主群体的利益，张扬州权，视联邦为州建立的松散联盟。在制定和批准宪法的过程中，代表不同地域和利益群体、抱有不同观点的人经过激烈辩论、反复协商，终于使宪法成为一个能够包容多元利益、留有妥协空间的文件，为实施提供了可能性。

然而，原则和制度安排总是相对稳定和僵硬的，而社会和民情则永远在变化，任何人间的智慧都不可能设计出具有永久普适性的原则和制度。王希教授指出，利益的多元化迫使美国社会中的各利益集团之间、部分利益集团和公共利益之间、所有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之间始终就各自的利益的定义和定位进行着一种多层次、多方位的和连续不断的‘谈判;在不断的谈判过程中，各种集团之间大多能够达成妥协，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不断改善;同时，通过谈判，宪法的原则得到重新界定、不断修正和更新，同时不断衍生出贯彻这些原则的新机制，从而使美国宪法得以面对一个接一个的挑战，不断获取新的活力，于是成为一部活着的宪法。阅读王希教授的这部美国宪法史，正可以满足这种了解的兴趣。据作者看来，美国宪法所体现是人类对理性政治的追求，它不是一个单纯确立政府体制的法律文件，而是奠基在特定的社会和政治理念基础上的，并且这套政治理念实际上是一种具有普遍性和超然性的意识形态。

但这种违背基本社会惯性的宪法原则，很快被社会所抛弃。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政党活动实践，在19世纪30-40年代终于形成规范政党活动的合法反对原则，即政党必须在宪法的框架内活动，必须以促进公共福利为宗旨，必须按照理性政治的要求进行组织和活动。

许多国家之所以有宪法而无宪政，其症结乃在于不具备适当的宪政文化。这种宪政文化滋养了宪政，是宪政赖以生存和更新的根源。

这种理解所基于的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利益观，即美国社会截然分化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大泾渭分明、彼此对立的利益群体。此外，作者在中国接受大学教育以后负笈出洋，旅美后又一直和国内保持密切的联系，不仅有着不同于美国学者的思维方式和切入角度，而且还有作为一个中国人所特有的现实关怀和内在参照，这使他在观察和评论美国宪法时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得以独到的视角而发人之所未见。普遍和超然的理念，配以明确的原则和可操作的机制，就为宪法经受历史的考验而长久生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类动人的辞藻在许多逝若流星、或徒具形式的宪法中俯拾即是，显然不是美国宪法的真正长处。但是，宪法既未禁止人民结社，而政党活动又促使共和政治进一步落实;另外，由于分权和制衡的设计，党争可能增添新的制衡机制。由于宪法默许了奴隶制，以致废奴派对其大张挞伐，这是美国历史上少见的直接否认宪法神圣性的事例。

成文宪法必须转化为宪政才具有生命力，而宪政的施行则必定和一定的宪政文化相连。三 不过，再系统的政治理念、再完美的宪法原则、再完整的宪政机制，如果不切合社会实际，没有相应的民情作为支撑，也难以转化为成功的宪政，因为行宪者乃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人对宪法的态度和施行方式，决定宪政的成败。

在宪法的条文中，自然权利转化成了公民权利，而施行宪法所形成的宪政又有力地保障了公民的自由，这样就使宪法和更高法联系在一起，成为自由的宪章，具有了神圣约束力。在最初，北部和南部、联邦和南部州之间还能在宪法框架内进行谈判，达成一些临时性的妥协。

合法反对原则虽然没有直接进入宪法文本，但显然是将宪政主义导入政党政治的结果。限制政府权力的最佳方式，就是将权力分解为若干单元，交给分立的机构和人群行使，并使其相互制约，以达成平衡，防止专权和暴政。

例如，在制宪和建国时期，人们认为自由的保障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及其作为，只有政府管得少，人们的自由才有保证。王希教授将这些原则概括为：人民主权、限权政府、公共福利、共和政体、公民基本权利的不可剥夺性，以及与这些原则相连的联邦制、分权与制衡、权利法案等制度安排。在制宪时期，一些弱势种族、族裔和性别群体的利益遭到忽略或践踏;随着形势和观念的变动，这些群体的社会认同和群体意识不断觉醒，逐渐从原来的社会边缘进入多元利益的竞技场，对既存的宪政秩序提出了挑战。《独立宣言》用简洁明确的语言将这种更高法宣布为不证自明的真理，可见它在当时确实是一种意识形态。

在宪法生效后数年间，不同利益和政见的竞争走上了组织化轨道，在制宪时期出现的派别逐渐演化为有组织的政党。公共福利由个体利益所构成，反过来又为个体所分享。

在世界历史上，许多社会承认或默认特殊利益的合法性，导致特殊利益群体(同时也是强势群体)通过兼并、控制或消灭其他利益群体，实现自己对社会资源的独占;即便偶尔出让部分资源，也是为了保证自己更好地独占。黑人民权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宪政秩序和社会变迁之间互动的鲜明例证，也展示了美国宪政发展的局限所在。

但这种办法最大的弊病是违背社会公正，而且成本高昂，风险极大，因为消灭竞争利益的过程实际上也损伤了自身的利益，消耗了社会资源，同时也使自己的利益成为随时可能被消灭的对象。将谈判作为一个重要范畴引入美国宪政史，并使之与宪法原则的更新联系起来，极大地深化了对美国宪政和政治史的理解。

这是制宪者们没有料到的新事物，在宪法中也没有现成的原则和技术手段来加以规范和指导。美国宪政应对挑战的途径主要是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不同权力源之间的互动以及适时地修改宪法。但是，随着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提高，群体之间的利益竞争出现更复杂的格局，个人自由受到了有组织的社会力量的威胁，此时，人们便希望政府这个超越任何单一社会组织的力量更多地介入社会事务，充任各种社会集团的利益冲突的协调人，也就是通过政府干预来保证个人自由。他用丰富具体的史实、完整连贯的逻辑、清晰有力的语言和严格明确的学术规范，对美国宪政的起源和演进作出了畅达的叙述，对美国宪法的特征和意义进行了清晰的说明，对宪法文本的形成和变化、宪法原则语义的演化以及促成这些变化的因素作了中肯的剖析，对宪法原则运中用所涉及的各种观念背景、利益关系和复杂情势有着准确的把握，对宪政演进中的许多细节的微妙涵义加以深入的阐释。

党争是一个利弊兼而有之的现象，一方面它使利益的谈判组织化、公开化和程序化，另一方面则由于政党本身的不稳定和竞争规则的不成熟，导致利益竞争更加激烈而混乱。可见，王希的这种评论，和那种纠缠于制宪者动机的做法相比，更具历史的眼光。

制宪时期的美国社会就具有群体和利益的多元性。他认为，宪法不仅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利益相互妥协的产物，而且在实施中也变成了一种妥协的机制。

直到黑人作为一支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崛起，美国社会在种族问题上发生观念转变，加上国际国内整体形势急剧变动，才最终促成了黑人民权的落实。相对而言，从宪法预留空间中自然生长出来的司法审查，对美国宪政的演进具有独特而不可替代的意义，是美国宪政的重要特色。